很少有人知道，二战期间真正让日本至今难以释怀、令其忌惮的并非美国或苏联，而是澳大利亚。对日深仇并非偶然，而是长期警觉与二战期间一桩桩血腥暴行累积的结果。

早在一战后，澳大利亚便对日本的扩张心存戒备，坚决反对英日同盟的延续。日本占领南太平洋的德属岛屿后，几乎把澳大利亚近海要道掌握在敌手之中，矛盾由此埋下。二战爆发后，日军的暴行彻底点燃了澳洲民众的愤怒。1942年新加坡沦陷时，约一万五千名澳军被俘；他们没有得到国际公约下的待遇，遭受长期折磨与屠杀。许多人被押去修筑泰缅死亡铁路，热带酷暑、瘟疫、严苛劳役与虐待，使得修路者死亡惨重——据估计有两千八百余名澳军永远葬在丛林。被关押在山打根战俘营的二千七百多名澳军在战争末期被逼行走数百公里的死亡行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极少数幸存。邦加岛惨案中，搭载澳军红十字护士的船被击沉，身穿救护制服的幸存者被日军驱至海边集体射杀，仅有一人靠装死幸存。

侵略并不止步于战俘和海外据点，日军多次空袭澳大利亚本土。1942年对达尔文的大规模突袭投弹规模甚至超过珍珠港，随后北部遭到数十乃至五十九轮轰炸，城镇受创、平民伤亡惨重。这些打击把仅有数百万人口的澳洲唤醒，短短一周便有超过百万民众自愿报名参军，老人妇女组织民防，全民誓要讨回血债。全战争期间，澳洲约有两万两千多名军人被俘，最终仅约一万四千人平安归国，近三分之一的战俘永远长眠异国。

当中途岛战败削弱了日军海上优势后，日军企图经由新几内亚进攻莫尔兹比港以切断美澳联军补给线。面对精锐进攻，最先顶住压力的却是武器简陋、常被轻视的澳洲民兵。科科达小径上的抵抗尤为惨烈，约八百名民兵艰苦阻击，最终仅三十二人生还，为正规军反击争取了关键时间。随后的盟军“跳岛”与切断补给策略，把大量日军困在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中，疫病、饥饿与补给耗尽，使得被困部队陷入绝望甚至内部混乱。澳洲部队在围剿中采取了强硬态度，不接受日军投降的惯例导致许多被围困士兵死于饥病与缺医。新几内亚战场上，日军死亡人数极为惨重，远超澳军的伤亡（澳军伤亡约一万三千人），这场丛林鏖战使日军尝到无路可退的绝望。

战后审判与追责上，全球多数国家为地区战略或政治考量选择一步步释出或妥协，美国为了亚太布局对日本处理有所保留，甚至对天皇问题采取保护立场。唯有澳大利亚在战后始终坚持彻底追责，不仅向盟国提交了大量战犯名单，还公开要求对裕仁天皇追究责任。担任东京军事法庭重要职务的法官曾明确表示，作为日军最高统帅的天皇应为战争罪行负责，但在强大政治干预下，这一诉求未能实现。既然国际层面难以彻底伸张正义，澳洲便自行展开清算：1945—1951年间在新加坡、达尔文、拉包尔等地设立军事法庭，起诉数百名乙丙级战犯，定罪数百人，死刑判决比例在战胜国中名列前茅。日本受降时，澳洲官兵在日军旭日旗上签名，以此洗刷国耻。

八十多年过去，这段记忆在澳大利亚从未消退。对日的深刻仇恨与对彻底追责的坚持，造就了二战后澳大利亚在历史正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也让人们记住了在那场浩劫中被夺去的生命与难以弥合的伤痕。